机器的人性与人的机器性

freelee

　　《星球大战》系列电影中的“白兵”，是欧美流行文化史上非常强势的形象。但是对于不熟悉《星球大战》故事的国内人士来说，不少人第一次看到“白兵”时，往往会误以其为“机器人”。
　　产生误解的原因很简单。 “白兵”全身上下被裹得严严实实，没有暴露出皮肤、五官、毛发等人类身体特征；他们使用的盔甲线条硬朗，充满所谓的“科技感”；他们的头盔的发声部件有变声的功能，“白兵”说话时发声器产生作用，将人类说话的腔调调整为一种电子声音；再加上把这样的人物形象放置于银河大战的场景下，自然容易令人联想到“机器人”这一种科幻文化中的经典元素。


（C-3PO、R2-D2遇上帝国冲锋队）

　　然而，尽管“白兵”本身是人类（在电影之外的其他媒介《星球大战》故事中、尤其是被称为“传说”的《星球大战》旧正史中，某些人形智慧生物也会加入“白兵”行列），但是“白兵”形象的一大特征是“绝对服从”，这使得他们在思想上更接近于没有自主思考的“机器”。相反，《星球大战》宇宙中的机器人拥有各种七情六欲、悲欢离合，人性的一面非常鲜明，与现实中机器人被定位为纯粹的人类工具的情况截然不同。
　　这种奇妙的反差，源于《星球大战》故事本身的文艺旨趣。《星球大战》与很多科幻作品不同，它无意探讨技术发展与传统伦理的冲突。看似广阔的银河系，其实只是一个便于容纳更多视觉奇观的舞台，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的选择，才是《星球大战》关注的重点。一言以蔽之，《星球大战》是关于“人性”的故事。

妖精有了人性叫“人妖”，机器有了人性叫“机器人”

　　除了其机体由电路和零件组成之外，《星球大战》中的机器人几乎与寻常人类无异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疑、惧、惊、叹等情绪和心理应有尽有。以《星球大战》中最著名的机器人形象C-3PO和R2-D2为例，前者是拥有700多万种沟通方式的礼仪机器人，整天臭美显摆，但遇到困难马上大惊失色；R2-D2是宇航技工机器人，只会发出“嘟嘟”之类的声音，不能讲人类的语言，然而忠诚可靠、顽强勇敢，还擅长随机应变。
　　在文艺作品中，塑造一对“嘴皮子”和“实干家”角色是常见的手法。对立鲜明的角色性格，有助于形成一种互相衬托作用。中国的孙悟空和猪八戒，国外的三只小猪，都是运用该手法的著名例子。《星球大战》之父乔治·卢卡斯把这种模式安放到两台机器人之上，让他们最终成为了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机器人搭档。


（一对《星球大战》机器人活宝）

　　现实中机器人却并非这一样子。它被定位为一种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服务型工具，人类的情感完全是多余的附属品。2013年，国家航天局把一台名为“玉兔号”的月球车送上月球，执行科学考察任务。航天局赋予玉兔号拟人化的形象，通过自述的口吻来介绍其科研过程。这导致最后玉兔号停止执行任务进入永久休眠状态后，不少太空迷竟然感到挚友离世般的忧伤。但玉兔号本质上只是一台高度智能的机器，并不具备任何人类情感。它在完成任务后被航天局关闭，跟普通老百姓家电寿命到期后当废品处理没有任何区别。家电没有为被主人“抛弃”而哀伤，玉兔号也不会因为失落太空而自怨自艾。
　　早期电影史的机器人，保留着与现实类似的“工具性”。《大都会》中的女性形象机器人玛利亚被视为影史上第一个“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”，而她只是阴谋家挑拨暴动的工具。有一部比《大都会》更早的意大利电影叫《机械人》（L'uomo meccanico，英文名“The Mechanical Man”），当中的机器人拥有强大的速度和装备，被坏人得到后成为犯罪工具，但好人后来发明了同样的机器人与其战斗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机器人的行为完全是由其主人来控制，其主观上不具备任何善恶之类的概念。
　　后期的科幻作品之所以开始创造“有性格”的机器人形象，是因为“人工智能”概念的兴起。现实中的机器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肯定要求机器人能以更高效率解决问题。这就意味着机器人不一定只通过接受人类的即时命令来运行，而是可以基于一套提前指定的规则，自行执行任务或解决问题。人类因此开发具备一定主动性的机器人，为机器赋予“智能”。一定的智力是高级生命的标志之一，那么如果人工产品拥有了“智力”，它是不是还可能拥有高级生命的另一项特征——“情感”？
　　创作者们抓着这个要点借题发挥，演绎出不少经典的机器人故事母题。影响力比较大的一种是：机器人会不会“自我意识”觉醒继而背叛人类？阿西莫夫发明了“机器人三定律”，试图基于逻辑学来分析机器人的可能行为。读者们最终将发现无论定律看似多严谨，总有极端情况会造成机器人的异常行为，使它们成为主观作恶者。《异形》系列作品中的机器人大卫是导致异形肆虐的罪魁祸首，可谓机器人坏蛋的典型。电影《终结者》系列、《黑客帝国》系列更是让机器人/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。而丹·西蒙斯在小说《海伯利安》系列中创造了一个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主权的宇宙社会。这些故事中，机器人的情感指向于“求生”这两个字。当机器人被定义为人类工具时，它一旦丧失工具功能就会被抛弃，进入“死亡”的不归路。因此机器人保存自己的方式，是推翻人类当主人。


（《终结者》的T-800机器人，先后扮演过“忠”和“奸”角色）

　　另一种母题主要描述机器人对人类情感的认同问题：机器人如何理解人的情感、是否追求在其个体身上展示“人性”。经典漫画《铁臂阿童木》中，阿童木与养父感情深厚，日后更成为了捍卫人类安全的斗士；《机器管家》和《人工智能》两部代表性电影，前者的主角被加入思想模块后开始品尝到人生百味，后者的主角则拥有深沉的母爱渴望。这几个例子都表现了机器人对“成年人”的追求，探讨了机器人的身份定位。该母题还不时跟“背叛”母题结合，例如《异形》宇宙中的机器人存在性欲，而小说《机器人会梦见仿生羊吗？》与其电影版《银翼杀手》中的人造人，则在寻求其“人”的身份的认同的过程中干出了损害人类利益的行为。
　　《星球大战》的机器人故事则与以上两大母题基本无关。《星球大战》电影几乎从来不考虑“技术伦理”或“技术恐慌”的问题，没有“机器人起义”，也没有“机器人找妈妈”。机器人角色的作用在于为故事增加更多的有趣内容乃至关键推情节。它们首先被赋予强大的、专业的功能，相比于智慧生物角色来说存在不可替代性。例如R2的入侵系统能力和3PO的翻译能力，都曾帮助主角们脱离险境。更值得关注的是《星球大战》机器人的拟人化情感。它们的情感表现不是简单的“欢喜”或“忧伤”，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种种不同的需要，并根据该需要满足与否而表现出不同的情绪。
　　3PO是非常突出的例子。它具有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高级的“自我实现”需要，经常标榜自己精通700万种方式，同时通过贬低老友R2来抬高自己。另外它也有很实际的基础需要，例如流浪于塔图因时抱怨自己“进了沙子”。“爱”同样是3PO的一种能力，它虽然整天嘲讽R2，但当R2出征死星之战时，3PO表达出对同伴的珍惜，甚至提出要捐献零件（相当于人类的捐献器官）。最类人的一面在于，3PO居然存在一些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，这体现在它的一句口头禅“感谢制造者！”（Thank the Maker!）之上——这不正是我们常见的“谢天谢地”、“感谢上帝”等感叹的变异形式？
　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星球大战》机器人因为形象丰富，产生了正派反派之分。《终结者》系列中也有区分正派和反派机器人，但它们都是根据指令（人类的或天网的）来行事。而《星球大战》机器人却有一定的能动性。动画片《义军崛起》中，帝国的分析机器人AP-5因为不满帝国军人对自己的歧视，愤然加盟了义军，自行完成从“奸”到“忠”的转变。而《星球大战5：帝国反击战》中，出现了两台担任赏金猎人的机器人——4-LOM和IG-88。所谓“人为财死”，银河智慧生命为了金钱而铤而走险很好理解，但机器人主动追求收入，可是挺难得的场景。说到赏金猎人，漫画《达斯·维德》和《阿芙拉博士》中有一对模仿3PO和R2来设计的机器人组合——0-0-0和BT-1。这两个家伙是杀人不眨眼的邪恶机器人，把折磨、虐待和谋杀视为乐趣，甚至在主人阿芙拉面前直言不讳有一天要杀死她。从过往数之不尽的文艺作品中，我们可以轻松找出上述这些机器人的形象来源——回头浪子、职业杀手、变态杀人狂。它们的善恶取向、行为举止也许与程序设定有关，但它们本身存在着与有机生命相仿的自我决策机制。


（邪恶机器人0-0-0和BT-1）

　　《星球大战》机器人以机器的身躯，执行智慧生命的行为，因此它们的形象事实上是彻头彻尾的“人”的形象。这一批“有人性的机器人”，成为组成银河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有一篇讲述IG-88生平的旧正史小说，标题是笛卡尔一句经典名言的后半部分——“故我在”。“我思故我在”，这句话也代表了《星球大战》对机器人角色的定位：既然机器人具有思考能力，它就是一种智慧生命般的存在，为什么还要花时间讨论它们究竟可不可以被称为“人”呢？

白马非马，“白兵”不是人

　　与机器人的人性形成鲜明对照，“白兵”是一群“没有人性的人”。
　　“白兵”这个非正式称谓，来自于他们抢眼的白色盔甲。《星球大战》电影迄今共创作了三种“白兵”：在最早期的正传三部曲中是帝国冲锋队，世纪之交的前传三部曲中变成克隆人士兵，而2015年起上映的新传三部曲则推出了第一秩序冲锋队。三代“白兵”的共同点在于：都是一批按照“绝对服从”的目的来打造的军队。
　　从官方设定来看，最早被创作出来的帝国冲锋队，其服从力最弱。他们的受训过程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无非是军校培养的成果。他们遵守纪律、服从命令的态度，跟现实中军人的必备素质一致。克隆人士兵却是采用克隆技术批量制造的产品，体内被植入了完全听命于指挥官的程序。第一秩序冲锋队又有别的培养路径，其成员是从小被拐走的孩子，因从小接受洗脑教育而形成对第一秩序的彻底忠诚。不管是编程还是洗脑，后两者的服从可靠性似乎比前者高得多。


（左起：第一秩序冲锋队、克隆人、帝国冲锋队）

　　但从影视作品的表现来看，“白兵”的服从性按创作年代递减。帝国冲锋队在暴戾的达斯·维德的指挥下奉令唯谨，连平民都狠心射杀（《星球大战4：新的希望》中的欧文、贝露夫妇）。电影《星球大战3：西斯复仇》中，秘密植入于克隆人士兵体内的“66号令”被激活，克隆人把枪头调转，指向了朝夕相对、共同战斗的绝地。这两批白兵服从命令的表现合格。而《克隆人战争》3D动画里，一度出现了士兵反抗指挥官错误指挥的事件。到了《义军崛起》，几位《克隆人战争》的重要克隆人角色被证实拒绝执行“66号令”。换言之两部重要动画片中的克隆人都曾有违抗军令之举，证明“编程”并不完全可靠。“洗脑”也不是好办法，因为电影《星球大战7：原力觉醒》干脆把一位叛逃的第一秩序冲锋队士兵芬恩树立为主角。
　　《星球大战》影视作品循序渐进地刻画了“失去‘人性’的‘白兵’如何‘找回’人性”。要把这一主题说通透，势必要给“白兵”角色更多的戏份。所以当最初“白兵”只是一种用来渲染反派邪恶面目的角色时，他们需要被彻底地抹杀其个性，以表现出“白兵”的罪行是普遍的、帝国的统治工具是高效的。到故事进入“找回人性”阶段时，重心转移到个体与集权的对立，“白兵”的个性开始有必要体现。从动画片中的克隆人性格各异，到《原力觉醒》里芬恩成为主角，“白兵”角色越重要，其寻回人性的主题就越有抒发空间。
　　因此，当我们谈论人性冲破外界桎梏时，芬恩的故事将颇具看点。即使《原力觉醒》并未充分交代芬恩突然变节的前因后果，但仍然制造了一场焦点冲突，让芬恩得到一个重新审视自己新旧身份的机会。这场遭遇战中，芬恩昔日的冲锋队同僚痛斥他是“叛徒”，并对他大打出手。期间，芬恩首先干净利落地用光剑杀死一名冲锋队，然后遭遇编号为FN-2199的冲锋队士兵高喊“叛徒”来叫阵。芬恩在格斗中完全出于下风，最终躺在地上失去还手之力。FN-2199准备下杀手，幸好友军及时赶到，击杀FN-2199。这段略为跌宕的格斗过程，也许正是芬恩心路的反映。他叛逃的决心，跟其刺杀冲锋队的决心一样果断。但他以昔日第一秩序成员的身份与抵抗组织混到一起，难免感到茫然。他本来并无加入抵抗组织的打算，只知道逃得越远越好，现在却陷入了两个组织的血斗之中。这令他出现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，正如他在对战FN-2199时一样手足无措。要跨个这一道坎，芬恩需要外界的支持，不管是该场景下汉·索洛的救命一枪，还是整个心路历程中蕾伊、波·达默龙乃至BB-8对他的信任。
　　最新上映的《星球大战9：天行者崛起》中，出现了更多与芬恩相似的角色。芬恩在冒险路上遇到一位新的好友——詹娜。她竟然与整个连的同袍一起违抗第一秩序的军令，悉数退出第一秩序。而芬恩更加成为《星球大战》史上最有戏的“白兵”。在《原力觉醒》中，不仅仅是蕾伊觉醒了与原力的联系，芬恩也从被集权控制的噩梦中觉醒。而到了《天行者崛起》，若隐若现的笔墨暗示他是一名原力敏感者。


（《天行者崛起》中，芬恩认识了新的逃兵同伴——詹娜）

　　从无情走向有情，“白兵”的形象塑造始终服务于《星球大战》所关注的“人性”主题。在前传和正传六部电影中，主要体现人性争鸣的是绝地与西斯的理念。绝地要求其成员克制天性，不允许他们拥有具体的情感依托（人或物），通过类似时下流行的“断舍离”方式来使自己内心强大。西斯则主张其信徒放纵情感，尤其是从负面情感中索取力量。前传和正传的主角——阿纳金·天行者、卢克·天行者两父子——分别成为两派思想的代言人，所以《星球大战》前六部曲的故事，重在讲述主角为何作出最终的选择、这些选择为他们带来哪些悲喜各异的结局。在紧凑的故事节奏中，“白兵”只能成为陪衬的绿叶，无暇发展自己的形象。
　　但六部电影通过正反两个例子，已经把绝地、西斯理念的冲突基本说透。新作品依然把原力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斗争作为主线，但也需要从更开阔的角度和视野，来对人性的一些其他特点进行审视。“人性解放”正是其中一个好话题，而向来绝对服从的“白兵”，成为最合适的解放对象。
　　为了更强有力地反映人性的光辉，解放“白兵”的难度必须加大。像克隆人这种从生产源头被杜绝了个人情感存在的生命体，最终却自行演化出个性，方为一曲宏大的“人性颂歌”。而洗脑向来被一些“反乌托邦”主题的作品描述为强大的统治工具。不管是《1984》的极权洗脑、《美丽新世界》的行乐洗脑还是电视剧《黑镜》的虚拟网络洗脑，总之这种思想控制手段简直无往而不利。有了这些老作品的铺垫，芬恩的觉醒显得更加难得，“性本善”获胜的快感也更加充盈。
　　“白兵”形象的这种演绎变化，某程度上创造了《星球大战》版本的“机器人成年人”故事。早期的帝国冲锋队比机器人更加机器，只会盲目执行上级的命令。众所周知，冲锋队形象的一大部分灵感来源于二战时期的纳粹冲锋队，而帕尔帕廷掌管的帝国的宣传手段，与现实中的第三帝国也非常相似。基于这些历史元素，“白兵”从一开始就被塑造为一堆任由权力操纵的木偶，跟早期科幻作品中被视为效率工具的机器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。后来，科幻文艺的发展带动机器人开始向人类叫板，《星球大战》作品也逐渐推出关于“白兵”自我反思的故事。


（达文·费尔思，首位反思其行为的《星球大战》电影白兵角色）

　　1995年的短篇小说集《莫斯艾斯利小酒馆的故事》（Tales from the Mos Eisley Cantina）中，记录了一位帝国冲锋队员达文·费尔思（Davin Felth）的神奇经历。他发现了AT-AT的弱点，找到了3PO和R2逃跑的救生舱，调查了莫斯艾斯利酒馆中的断手事件，参与了机库中对索洛、卢克等人的追捕。期间他对帝国的官僚主义和残暴政策产生反感，最终放冷枪杀死了自己的长官，同时以潜伏在帝国内部的方式帮助义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位主角在电影《新的希望》中是一个龙套角色，这意味着他是《星球大战》电影中第一位彻底反思其立场的“白兵”（不过这个故事如今已经不属于《星球大战》正史）。有了达文牵头，《星球大战》小说和漫画中相继诞生了一批形象更丰满的“白兵”，例如小说《共和国突击队》系列的“奥米加小队”、漫画《传承》中的“小丑班”。继而随着《克隆人战争》动画推出，《星球大战》影视作品也开始积极刻画“白兵”的各种性情面貌，“白兵”逐渐告别千人一面。

结语

　　“机器是人人非人”，这七个字大概可以综合总结《星球大战》机器人与“白兵”相对应的特色。有些科幻迷认为《星球大战》虽然有科幻元素，但本质上对科技力量毫无反思，也没有根据现实科学去合理想象一个科技昌明的新世界，因此根本不配被称为科幻，只能唤作“太空歌剧”。机器人太像人就是《星球大战》在科学的层面上不严谨、欠思考的明证。
　　确实，《星球大战》由始至终都不曾打算深入涉足科技方面的问题。乔治·卢卡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银河社会，其他创作者跟进为这个社会添加血肉，造就一浪接一浪的奇观——这是《星球大战》最基础的魅力。与此同时，“政治”与“人性”是《星球大战》在深度人文思考方面所涉及的两大主题。共和国的民主讨论体制和帝国的执行效率体制孰优孰劣？控制欲望和激发欲望哪一种能带来更大的成功？“白兵”的恶是体制问题还是人性问题？……这些严肃的思考被包装在峰回路转的故事、个性鲜明的人物之下，令我们娱乐头脑、放飞想象之余也可延展深思。有了这些，《星球大战》是不是“科幻”又有何要紧？